2007年8月22日 星期三

快樂回家吧!.....作者:曾寶璐




在英國,去年已有300萬英國人選擇「往低處走」,整個歐洲也有1200萬人趨向過簡單生活,較1997年時成長30%。在台灣,則有43%的都市人,希望放下目前的工作搬到鄉下生活,選擇低薪而簡單的生活,已經成趨勢。

「人生的遺憾不在於過去,而是很想做的事,到死都沒有去做。」


廣告文案創意人楊梨鶴遷居田園已經六年,提早十年去圓這個夢想,是因為她罹患了癌症。楊梨鶴曾經走過一段標準台北人的工作狂生活,她可以趕稿寫作,七天七夜不睡;為了多賺錢,客戶來者不拒,寫到手抽筋而莫名其妙大哭。生病讓她解開了人生密碼:為什麼一定要十年後!


都市人總是被「人往高處爬」這句古老的訓辭,鞭策著向前。但是,「賺多少錢才夠去得一個癌症?」三十四歲的農夫賴青松說,把一個健康的人生好好活過,不要等到生病、意外,才大徹大悟。賴青松是一位「碩士農夫」,原本有機會繼續在日本攻讀博士,但他放棄了。去年四月,在正值壯年時期,到宜蘭鄉下插秧,選擇過「不會賺到錢,但會得到快樂」的生活。


一撮黑髮束在腦後,五十九年次的賴青松穿著一件領口已經鬆開成荷葉邊的T恤,腳上的黑污似乎怎麼樣都搓洗不掉。建中、成大畢業,還擁有日本環境法碩士學歷,賴青松卻是一位全年照顧農地的「田間管理員」。他每月領固定薪水三萬,帶著一家四口落腳在一間廢棄工廠後面的小鐵皮屋。屋前的空地是客廳也是飯桌,一次颱風就能把杯碗吹上天;後院就像一般農家,養雞、種菜。他的外表很鄉土,言談間卻很不農夫。


回溯賴青松的歷程,從鄉下到都市,又從都市回到鄉下,這麼多年來,他一直在探索生命的著力點。


國一時,因為父親生意失敗跑路,賴青松被當佃農的祖父帶回鄉下撫養。寄人籬下的這一年,他親身體驗:吃一口飯就得做一分工的農村法則。每天跟著務農,賴青松看到祖父那種雙腳踩在土地上的無畏和無懼,才知道,人和土地是站在一起的,如何對待、它就如何回報。「我知道自己是什麼種,一直在找尋適合的環境,」不能被種在漂亮的花盆中,野地裡賴青松才能成長。


但長大後,他還是不能免俗的要在都市闖蕩。在台北,賴青松曾經在主婦聯盟「綠主張共同購買中心」當到副總經理,有時一週工作七天、還副總兼司機,但是年輕自負的性格,使得他在組織內感覺壓迫,終究離開。之後,他從事日文翻譯,但是他挑作品、不喜歡大量翻譯,在你爭我奪的都市現實,不爭就沒機會。賴青松清楚知道這不是他長久想做的工作。


回歸鄉村的念頭越來越強烈,有一年的時間,賴青松過得很不快樂,「怎麼才能找到對的路?」賴青松直覺自己快要崩潰,必須徹底放空去想清楚,於是他離開職場,到日本念碩士。


念完書後,他再度排徊於十字路口:繼續讀博士?或者回台灣?如果回台灣,能做什麼?他想回鄉下的念頭還是濃厚。後來,一位農友何金富想出「榖東俱樂部」的點子,給了賴青松圓夢的勇氣。由榖東們以一台斤六十五元、一年至少預購三十台斤的方式,共同成為委託種植事業的合夥人。簡單來說,榖東出錢、他出力,固定薪水讓他實現當農夫的夢想而不會餓死。賴青松擁有五十三歲的何金富所沒有的年輕體力,何金富則有賴青松缺乏的耕作經驗,他們幾乎是一拍即合。賴青松在宜蘭冬山鄉一片山腳下的田裡,終於找到生活和工作結合的生存方式。


問賴青松,成天在雜草和爛泥之間,會快樂嗎?他的回答是:「過去我羨慕別人的快樂,後來才發現,原來快樂並不是因為做的事情,而是因為做的是『喜歡』的事情。」他描述回到鄉下的日子,田裡頭的事情,就像在玩game,但是沒有破關手冊,「颱風來襲,彷彿子彈打中我的心臟,」賴青松形容,豐收時就和破關的快感一樣爽。這位碩士農夫樂在其中。


賴青松或楊梨鶴的故事,並非特例。台灣前幾年回鄉開民宿成為風潮,到今年一月為止已經有一千七百七十五家民宿,他們選擇在林間布置夢想之屋,取代高壓無奈的都市生活。


迴游潮流
越來越多人選擇過低薪簡單的生活


許多國家也都有人正在找回生活的真正價值。在英國,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提早選擇當個「迴游者」(downshifter:原意是換低速檔,引申為尋找較輕鬆而低薪生活的人)。他們不汲汲營營於往高處爬,而選擇往低處走。根據《基督教科學箴言報》報導,更多的城市居民搬到鄉間去住,更多高薪的專業人員另外尋找自己感興趣的工作。「往低處走」的潮流正在英國蔓延,甚至,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兩位助理也加入這個行列,其中包括他的新聞秘書。


英國人是歐洲的工作狂,根據一則歐盟的最新調查報告指出,英國人每星期平均上班四十四個小時,比德國人、法國人、甚至是美國人都長。而且英國也是歐盟國家當中,唯一不願把每週合法工時限制在四十八個小時以內的國家。在這種情況下,導致越來越多英國人選擇退出這種勞碌奔波、高薪水的工作,寧可去過報酬低一點、但簡單一點的生活。


根據英國一家企業及產品資訊研究公司Datamonitor調查,到去年為止,已經有三百萬英國人選擇當個「迴游者」,其中包括尋找較輕鬆而低薪的生活,甚至舉家遷居農村等。他們期望從過分忙碌中解脫出來,提高生活品質,享受「普通人應該擁有,而自己已經失去的樂趣」。Datamonitor的調查也顯示,往低處走的傾向不僅僅是英國人,而已經在整個歐洲蔓延。目前,全歐洲共有一千兩百萬人趨向過簡單生活,較一九九七年時成長三○%。


不只在歐洲,過去十年,澳洲的三十歲到五十E歲的成年人當中,也有將近四分之一的人已經改變生活。他們有的搬往鄉村、有的依舊留在都市,共同的是,他們不再為工作付出一切,或者從事兼職工作、或者成為自由工作者。他們獲得什麼?那是一種巨大而無形的回饋——高度的個人滿足。澳洲研究中心(The Australia Institute)主任克里夫·漢米爾頓(Clive Hamilton)針對「迴游者」進行研究,他歸納人們成為「迴游者」的原因,有的是想過不太物質主義的生活,有的則是想過接近大自然的田園生活。當將近四分之一的澳洲人如此,在美國和歐洲國家也有相同比例的人這樣做的時候,克里夫·漢米爾頓認為這將代表一種巨大的變革。


在台灣,都市人想掙脫的渴望也顯而易見。根據《花草遊戲》雜誌和農委會農業資產交易網在去年八月份,針對北中南三大都會區民眾的電話調查,在一千零七十三份有效問卷中,有四三%的都市人夢想住在鄉下,同時希望放下目前的工作搬到鄉下生活。若以年齡族群來看,意願最高的是三十五到三十九歲這群人。


返鄉風潮從鄉下土地熱賣可以得到證明,例如宜蘭,去年年中,宜蘭縣政府在兩個月內就賣出總價二十億元以上的土地。今年一批礁溪溫泉地拍賣,不但最高價以底價近三倍落槌,甚至還有人包了兩輛遊覽車到台北參與競標。


心境轉折
要賺「血汗錢」得先跨越心理障礙


但年輕人返鄉,最大的反壓就是家人。父母都希望孩子能有一份好工作、好薪水,可以買房子、汽車,這樣就是幸福。而黃仁棟的選擇令母親難以接受:一個碩士兒子,為什麼不繼續留在人人稱羨的花旗銀行,是都市待不下去嗎?為何要舉家搬回鄉下,跑去賣菜!


黃仁棟確實在都市待不下去了。


擁有國外MBA學歷的他,七年前是花旗銀行私人銀行部門的一員,他到現在還記得,當年他打算從消費金融部轉戰私人銀行部時,面試他進花旗的主管——現任美國運通台灣總經理江丕文說了一句話:「你要去幫有錢人牽狗啊!」帶著雄心壯志上戰場,黃仁棟才發現,幫有錢人牽狗不算什麼,若是做牛做馬就搞定一切,日子也不會太難過。但是客戶的錢放在他手上,他開始了半夜經常嚇出一身冷汗的日子,「數字大得太恐怖,」他發現自己的心臟不夠強,玩不起這麼大的金錢遊戲。有了小孩之後,一股衝動讓他決定搬回鄉下老家。


沒有規畫,黃仁棟並不確定自己回鄉能做什麼。看當時景氣不錯,以三年一千五百萬元,標下一棟新竹科學園區附近改建的大樓,樓上出租,一樓乾脆自己做生意。翻閱國外資料的過程中發現,歐美有機食品市場近七年來每年都有兩位數成長,黃仁棟決定做有機超市。


可是他沒有任何專業背景,什麼是「有機」都不清楚,於是一個人從宜蘭到屏東、西部到東部,拜訪超過一百個有機農場。在台東,跟著種玉米的原住民觀察蟲子吃雄蕊;在明德水庫上游,沿路觀察生態。從一個不知農村樣貌的都市人,深入了解有機作物生產過程。另一方面,他也到美國、日本去上自然農耕、有機食品等課程,甚至拜訪國外有機農場,再把技術帶回來和台灣農友交流。有機超市「柑仔店」正式開業才是真正考驗,開業後至少兩年,黃仁棟每天都得推一大車蔬菜回家。因為有機蔬菜售價高、民眾接受度不大,為了讓客人了解有機蔬菜的內涵,黃仁棟自己站上第一線賣菜。他不是害羞的人,過去對客戶做簡報也能振振有詞,但是賣菜,這是很高的心理障礙。明明應該是調度千萬資金、賺取大筆佣金的人,現在卻為了三十五元一把的蔬菜,向婆婆媽媽解說得滿頭大汗。


目前「柑仔店」已經擴展出五家分店,一年營業額一億二千萬元,打拚七年,去年才終於大致打平。曾經有過的優渥生活,難道不懷念嗎?黃仁棟說,很難想像回去過以前的日子,現在雖然沒錢出國度假、也沒錢買房子,但是每天騎著腳踏車迎向晨曦,看著屋外一大片油綠綠的稻葉隨風搖擺,輕鬆的心情無以言喻。「壓力還是很大,但至少每夜都能睡得安穩。」他說,這就是最難得的幸福。


每個人在不同階段,心理狀態不同,需求不一樣,對幸福的定義也會改變。一九五四年,身為人本心理學中流砥柱的馬斯洛(Maslow)出版了影響深遠的鉅著《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》(中譯名:動機與人格),由下而上,把人類的需求層次分為金字塔五階式人格理論:從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被歸屬、接納的需求,到自尊心需求,以及第五階段的自我實現需求。


貧窮時候,期待的是有一口飯吃的幸福。當物質生活不虞匱乏後,工作的價值與生活的意義,兩者就常會在許多生命的個體中,產生對話:到底是為工作而生活?還是,為生活而工作?於是,人類潛藏的鄉村性也冒出頭。


價值重建
山頂並非每個人最後必達之處


於是,越來越多鄉村性(rurality)較強的人選擇回鄉。謝雨生解釋,就像是一顆種子,在一個人社會化的過程中,有機會接受到鄉村的環境價值,包括人際互動、文化、價值觀等,都會內化成為個人特質。事實上,謝雨生說,鄉村性和都市性在人的身上是並存的,只是互有強弱。鄉村性較強的人,可能比較不耐都市的高壓和煩躁,自然比較傾慕鄉村的種種。何立德也算是鄉村性較強的人。三年前,他辭掉台北的工作,回到臨近基隆的深澳漁村,租下一間破房子,改裝成旅遊服務中心,開始小本創業夢。但擺脫西裝、領帶後,何立德才發現當初想像的快樂漁村氣氛,事實上根本不存在,但他還是選擇所愛,希望盡己之力改造漁村。在長達五個月不出海的日子,他接下政府單位的計畫,跑遍全省各地,甚至綠島、蘭嶼的漁村,去教當地人如何做旅遊包裝、社區營造。回到鄉下後,他重拾工作的熱情。


雖然自己也才剛剛開始,但何立德相信,每個漁村都能包裝出當地特色:「全省有八百多個漁村,只要每個地方都有一個阿德,這個漁村就有希望。」何立德說,許多人身上都有回鄉的因子,用心的地方就是你的故鄉。


女兒已經上大學,超過五十歲的廖鴻基算是鄉村性很強的資深返鄉人,他在三十四歲時找到他的原鄉——海洋。他放棄縣議員助理的工作,放逐自己到海上當個「海腳」(船上最低層的徒弟)。花了好幾個月才克服一上船就暈吐,也學會在海上如何食衣住行。靜靜望著遠方,大海令他沉靜,廖鴻基厭倦的人際糾紛、家庭衝突,在海上統統沒有。


廖鴻基只有高中畢業,也一直是個沉默寡言的人,放逐了五年,他知道自己已經回不了陸地,大海開放了全身的觸角,他沒受過文學訓練卻開始寫文章,最後還集結成書。但他也同時注意到海洋病了,開始投入鯨豚調查,更在一九九八年成立黑潮基金會,召集一群年輕人共同投入海洋生態保育。對廖鴻基來說,海洋提供了心靈養分,「用世俗的財富來看我是不合格的,但我的心靈和大海一樣豐美。」


開著一輛三手的紅色小貨車,賴青松光著腳丫踩油門,他說:「我的青春敢拿來花用!」這位碩士農夫不只是勞力付出,也用他的筆親手繪寫,每個月一張簡單的刊物,讓吃米的「榖東俱樂部」榖東們都能了解土地上發生的種種。賴青松似乎找到自己生命的著力點:「當農夫我只是三等,我做的是人和土地間的翻譯!」傳統的價值觀告訴人們,想出人頭地必須奮力往山頭爬,然而,難道山頂是唯一目標嗎?如果拐個彎,山澗裡、樹林間,不也都可以安身立命,找出一條歸返心靈原鄉的路。

本篇文章摘自:商業周刊第 897 期作者:曾寶璐